至于落后的封建体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在洋务运动进行过程中更是一天天暴露，如官与商之间的关系问题，“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无用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时而且遏抑剥损之，使上下交失其利”(王韬：《弢园尺牍·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洋务运动》（一），第511页。)。对企业的管理问题，泰西各厂“皆设自商民……所以无冗工、无滥食，计工授食，而制造日精……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各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洋务运动》（一），第557页。)。在用人问题上，“中国用人，以科甲为重……外国用人，不拘一格，有一材一艺者均行录用，亦不多设官职，官敷治事而已”(《纪闻类编·运会说》·《洋务运动》（一），第595页。)。因此，中国若想真正富强起来，必须“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王韬：《□园文录外篇·变法中》。《戊戌变法》（一），第133页。)。我们若把戊戌变法中的那些“新政”来一个追根溯源，不少是能从这里找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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