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页。)。历史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初，经过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势力终于败下阵来。具有一定*远见、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则暂时占上风。关于筹办轮船招商局的奏折迅速获得清廷的批准，并决定从官款中拨付20万串（扣除预缴利息，实折银12．3万两）作为借款。这笔钱虽然是商局的负债，不是股本，但实际上是作为资本投入最初的营运。其数额虽不大，但其意义与作用却不小，是吸引广大民间资本的凝聚核，是启动招商局正常运转的第一推动力，是招商局日后业务大发展的起跑点。此外，官方的支持还包括给予漕运专利权、减免捐课等。在兼并旗昌洋行时，又拨借100万两。另一种是，即能够充当官方与民间联系的纽带、沟通的桥梁、结合的媒介。
李鸿章在招商局开办前半年著文谈到“招商一节最难”时写道：“其正经殷富者，又不愿与官交涉。盖中国官与商情谊久不联属，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几成通病。”解决的办法就是：“物色为殷商所深信的官，使之领袖，假以事权”，也就是“官为之倡，行之有益，商民可无顾虑是也。”(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4～765页。)经过反复考虑挑选，能够胜任桥梁、纽带与媒介的人物终于被找到了。首先被选中的是以沙船为世业的沪淞巨富朱其昂。不久，因集股工作滞缓而被迫改组。邀请广东籍大买办唐廷枢、徐润二人入局主事，同时把原来“官督商办”体制改为商办，并正式更名为“轮船招商总局”。其主管人员改称“商总”、“商董”，以便争取商界的支持。这次改组的实质是按照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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