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本年生意除开销外，得利七十六万六千余两（因光绪三年十二月与太古议和，故余此数）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本年除开销外，得利六十七万余两。从上表看，赢利的基本趋势是逐年增长的，赢利数相对于资本数说，算不算低呢？一八七三年资本除官本二十万串外，计李鸿章股金五万两，商绅十一万两，总共不到三十万两（这年下半年招的新股实际未起多少作用）。以不到三十万两资本得利六万七千余两，赢利也不为薄了。接着招商股四十七万六千两，一八七五年后几年股金达七十二万九千余两，连码头栈房合本银一百二十八万两。以一至二百万两左右的资本，赢利达到三十几万两至四、五十万两之多，不为不厚。当然，在招商局开办前几年经济核算不那么科学，折旧费有没有计算进去都没有说明，但从股票价格看，这个赢利表是可信的。招商局股票一般都在票面数百分之一百三十至六十左右，即一百两票面可售一百三十至一百六十两。　这个股票价格基本上同它的赢利相适应的“分洋商之利”是肯定的。洋商不能“占尽”内江外海之利了，所以从一八七五年起，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才削价相争。如轮局不是它们的大敌，值得兴师动众地降低水脚竞争吗？

　　讲到这里，需要对两个问题予以澄清：一、往往有的著作说招商局“年年亏耗”。试问：“年年亏耗”的公司不早就关门了吗？据我所知，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和战争情况不计外，在洋务运动期间只有一八八一年前后和一八九一年前后两次股价跌至四十——六十两，其余大多是股票价高于票面价的。这就表明多数是赢余而不是“亏耗”。有一本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洋务运动》，为了要贬低招商局，竟引用了在当时即被否定的材料说：“一八七七年一个御史揭露，招商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中国近代史丛书《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六三页。)这里所讲的御史即山西道监察御史董□翰。根据上面所引唐廷枢等三位招商局总办、会办所讲的赢利数字，一八七七年不是“除开销并赈捐三万四千余两外，尚得利四十一万九千余两”的丰厚赢利吗？二、对于齐价合同的看法问题。过去一般包括我自己在内，对齐价合同都是贬的。认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签订齐价合同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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