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立国，……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体”是民主*，其“用”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体”与“用”是相适应的，“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也就是坚持封建主义的“体”，这怎末能与先进科学技术的“用”相适应呢？这些话表明，张树声这样的大官僚也已有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了。

　　第二个事例是江苏藩司后来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他也是公认的洋务派中的大官僚，他于一八九五年春推荐郑观应《盛世危言》给光绪帝时有一段突破“中体西用”框框的论述。他说：

　　“夫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末是求。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见《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卷首。)这些话表明，邓华熙不仅很推崇西方的议院制度，而且还正确地指责中国那些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大官僚为“不揣其本而末是求”。

　　张树声也好，邓华熙也好，他们都想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或“体”也学过来，这不就是要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体”了吗？

　　由此可见，洋务派中不仅中下层人士在向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转化，而且比较大的上层官僚也在分化。除多数人分化为抵抗派者外，也有一些人要在*上学习西方民主制度。这样，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就不仅自发地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对“体”的自我破坏，而且其中不少人包括一些上层官僚在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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