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错误，一是妥协，二是垄断。对招商局批评的这两条，在原则上说有对的一面，但还需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局、怡、太三家竞争的时候，太古、怡和往往减价至原水脚价的三、 四成，甚至有时降至一成的，招商局尽管有漕运的支持，还是不易支撑下去。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既不能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赶出去，也不能全把外轮“给价收回”，要维持下去并保存竞争能力，不妥协行吗？而且妥协是相互的，怡、太也不能长期收一成至几成的水脚，它们也没有那么些老本可赔。削价竞争是为了攫取更高的利润，这本来是资本主义的规律，三家同盟垄断，招商局占的分额是“着多数”的。对它不宜作过多的指责。至于这种垄断是否是排挤扼制民族航运业的问题，我认为招商局本身就是民族性很强的企业，在一八八五年派督办前，不能算名符其实的官督商办企业，它对民营企业主要是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压制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一般的资本主义规律的问题？尚待研究。（关于轮船招商局的性质我将另文专论）
总之，轮船招商局无论从创办动机或客观效果看，都是既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也有抵制经济侵略的一面。而后者是其主要的一面。这种两面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办洋务企业不可避免的。
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作用，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十年之内只准附股不许设厂”的规定，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规定，限制了民间广泛投资设厂，因而棉纺织品仅限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一厂的产量。据马建忠的计算，织布局年产十八万匹布，仅当进口布的八十分之一。这十八万匹相对于中国广阔市场说，“仅九牛之一毛耳”。(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一。)这样，广大市场只有让给帝国主义占有了。可见织布局十年垄断的规定，对帝国主义有利，这不是适应了侵略者的需要吗？
然而，问题还要看到另外一面。据一八七八年即参与筹办织布局，后又当过帮办、总办的郑观应说，十年之内只准附股不许设厂的规定，是他首先建议的。本来，一八八○年郑观应与戴恒、龚寿图等再一次筹办织布局时，他们曾将这个意图禀请李鸿章批准，目的是为了“成本愈厚，利效可久”，以使“风气益开”。(郑观应：《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衔禀复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后编》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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