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近代史上的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的评价一直很低，有些研究者认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并最终导致“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局面的形成(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把它归结为一个“反动的阶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以某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

一

　　有些研究者习惯把买办当作一种单纯的*概念来使用。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赋予买办以*含义了。他们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两类不同的阵营，凡是同情或支持革命的，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凡是不支持或反对革命的，则称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买办这个名词……，便被赋予广泛的意义，成为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了”。(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凡是“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的经纪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谈判卖国条约的政客，以及贩卖帝国主义腐朽和反动文化的掮客，都称之为买办”。(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于是，盛宣怀、梁士治、王克敏、曹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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