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并且以资本主义的利润法则为治局的根本，袭用自负盈亏的洋行买办层层负责体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仅很快承受住外来的压力，站稳脚跟，而且使称霸一时的旗昌轮船公司退出长江沿线，作价变卖其产业，唐廷枢等人也果断地“将旗昌、金利源汽船全公司买受，由是得与外洋诸公司争衡，中国之龙旗飘扬于英京及利物浦南洋各岛、檀香山、日本”、( 《洋务运动》第８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旧金山等地，华商之利日嬴，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王韬：《西人渐忌华商》，载《弢国文录外编》第四卷，第３页。)唐廷枢经营轮船招商局的成功，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显然起了一种抵制和竞争的作用。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唐廷枢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奴才和走狗，说他起了“外国资本家与中国封建地主相勾结的媒介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研究近代史上的买办，必须把买办限定为一个经济概念，不能武断地将那种人为的*概念强加其上。否则就可能模糊人们对历史的科学认识。
二
有些学者认为，“买办最主要的收入是伙同老板对中国人民的直接掠夺与诈骗。买办资本就这样迅速扩大积累起来。”( 聂宝璋《中国买办阶级的发生》。)“总之，结合洋务派官僚，向封建社会*领域渗透，是买办资本势力扩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买办资产阶级发生的又一个有力的膀臂。”( 聂宝璋《中国买办阶级的发生》。)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纯粹的“买办”或“买办资本”是很难寻觅的。从事买办职业的人一般都兼营商业或近代工业企业，早期尤以兼营商业为特征。徐润进入宝顺洋行不久，就先后开设了润立生茶号和绍祥字号，包办洋行丝茶生意。他又与人合伙开设了宝源丝茶土号，兼营丝、茶、鸦片；此外还开办了立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烟叶、皮油、白蜡、黄白麻和各种桐油。并经营一家绸庄和一家布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担任天津沙逊洋行买办的胡梅平拥有三家鸦片烟行、一家糖行以及堆存货物的堆栈，此外还在上海有周转生意的辅号，在张家口有收购羊毛的行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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