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扩张，进而起到抑制民族资本的副作用；如果投资于民族企业，就会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进而抑制外国资本的扩张。因此，这些“买办商人”和他们的“买办商人资本”构成了“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的一个潜在可能的来源。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很多人是买办出身的，早期的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后期的有刘鸿生、虞洽卿、朱志光等。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上海、南通、无锡三个地区六个行业（棉纺织、面粉、榨油、金属加工、火柴、缫丝）规模较大的三十八家民族资本企业中，初步查明其出身的创办人或投资人有四十二人，其中买办商人二十六人(见《历史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２期，３３页。)，占五分之三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十个行业二百四十家民族企业三百个创办人的调查中，官僚地主占一百零四人，商人九十九人，其他六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达五十五人(汪熙《买办和买办制度》。《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强。另据统计，“民族工业（１８９５～１９１３年）和航运业（１８９０～１９２６年）的资本总额为一亿二千三百余万元，其中，买办出身的资本家的投资约占１２．４６％计一千五百万元。”(汪熙《买办和买办制度》。《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由此可见，如果把“买办”与“民族资本家”、“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截然对立起来，既于史无据，又有悖常理，难以还近代中国社会的买办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
有些学者往往使用这样一种概念，把买办阶层说成是“一个反动的阶级”，“代表了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担任洋行买办的人似乎个个都是见利忘义、卑鄙无耻、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民族罪人。我们并不否认从事买办职业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干过一些有损于民族利益的坏事、丑事；也不否认在这些人的中间，出过一些死心塌地为外国资本家的经济掠夺服务的“为虎作伥之徒”。就鸦片贸易来说，上海的第一代买办吴健彰、杨坊乃至徐润等人，都是经营这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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