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客观地说，上述种种并不构成近代社会整个买办阶层以及他们全部经济活动的主流。容闳、郑观应出身于买办，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是近代史上的爱国知识分子。作为第一个在美国取得大学学位的中国人，容闳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发展祖国教育和实业，促进祖国*进步的事业上。他曾率领中国首批留学生来到美国，在上海创办进步报纸——《汇报》，并且身体力行，积极投入了变法维新的运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郑观应积极地参与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民族企业的创办或经营活动。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又先后撰写《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改良主义著作。朱葆三、王一亭、虞洽卿等也是买办出身，但他曾经积极地参与或支持了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前后，虞洽卿是上海滩上著名的大买办，革命党人陈其美策动革命，缺乏经费，虞洽卿手头现金无多，倾囊相助八千元。上海光复后，虞又受陈其美之托，独立筹饷一百万，促使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他曾一度表示支持，但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他即转向资助陈其美、居正等人的反袁活动。朱葆三和王一亭也都积极地参加了推翻清王朝腐朽封建统治的斗争。

　　唐廷枢和徐润等人为洋行的非法经济活动效过犬马之劳，但这并不妨害他们逐渐转变为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早在１８１２年，唐、徐两人就倡议广东同乡，建立广肇公所，明确地提出了“联乡里而御外海”的具有鲜明爱国主义性质的行动准则。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是唐廷枢买办商人生涯最为辉煌的时刻。可是恰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李鸿章的札委，放弃买办的职位转而经营轮船招商局。怎样来解释唐廷枢这一转变呢？他自己曾同郑观应谈起他接办“轮船招商局原委”时说：“昔年由沪返港，其船避风，船主限给每客水一铁壳，约重一磅，日中解渴洗面均在内。惟船中有羊百余头，则满桶水任其饮，待人不如羊，殊为可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载《洋务运动》第６册，第１２４页。)出于对洋船独霸我轮运业、待我国同胞不公平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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