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买办大多不是名门望族之后或高官厚禄之人。徐润十五岁弃学务商，进宝顺洋行“学艺办事”，每月薪金不过银元十元，但十几年时间，就成为富甲王侯的“远东贵族”。“由于拥有巨额财富，买办就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物，原有那种奴仆般的出身也就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１９１１－１９３７年》，弗拉马里翁１９８６年版。)买办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起巨额资本？是靠分享洋行的巨额利润一跃而成为暴发户的吗？否！按照当时的标准，买办的收入不属优厚之列。“一个买办一年能净赚一千元的薪水，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北华捷报》１８７５年８月２８日，第２１４、２１５页。)至于佣金，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标准，一般是其推销贸易额的百分之一，最多也不过百分之二。“仅靠１％的佣金，买办是无利可图的。”( 《北华捷报》１８７５年８月２８日，第２１４、２１５页。)除此之外，买办虽能从营运洋行资金、货价利息差额等项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但这仍不足以使他们在短时期里积累起数以十万、百万计的资本。从事买办的人所以能够“顷刻间赤手千金可致”，是因为他同时是个商人，利用买办职务上的便利和洋行的关系，经营或开设“独立字号”，兼营进口货批发业、茶栈、丝栈和钱庄，投资近代航运业和机器工业。买办“不仅是洋行的雇佣者，同时又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不仅赚取工资和佣金，同时又是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他是洋行控制中国市场的忠实助手，同时又和通商口岸的钱庄银号，内地的行商坐贾‘结成了巧妙的联盟’。他时而是洋行老板的化身，时而是钱庄银号、行商坐贾的伙伴。他做的是无本生意，‘卖而不买，买而不付”，同时又有最充足的资金……，他有着一般商人所没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他们集买办和“早期民族商业资本家”(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商业的产生》，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期。)于一身，他们所握有的资本自然也由“买办资本”和“民族商业资本”两部分组成，自然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与民族资本截然对立的资本而存在。他们如果投资于外资企业，自然会助长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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