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买办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特殊职业。人们当时选择或从事这种职业，首先是因为它与其他职业一样，能够提供谋生的手段，能够提供比较优厚的薪金等报酬，与卖国的勾当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早期对华贸易中，外国商人由于缺乏开拓中国市场的经验，况且又有语言、货币制度、风俗习惯等种种障碍，因而不得不倚赖买办的帮助或中介。对于他们来说，买办活动能量的大小，关系着洋行生意的兴衰成败。上海怡和洋行经理约翰森曾经写道：“……我意识到这种生意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我们的买办是否机灵可靠。”(转引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至于受雇于洋行的买办，出于赚取高额报酬的动机，也尽心尽意地为洋行雇主奔走效力。为了有效地替洋行推销洋货，收购土产，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乡熟人关系，把一大批商人聚集在自己周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贯通通商口岸至内地的商品流通网络。由于外商拥有一些特权和许多便利条件，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又长期是农副产品同工业品交换，不等价的交换和入超，势必造成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后果，有损我国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但不可由此把帮助洋行进行对外贸易的买办看作民族罪人。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进入世界市场，既是历史的进步，又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推动，它在沟通中国与世界、洋商与华商、沿海通商口岸与内地城市的经济交流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交融，客观上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更何况，买办一旦脱离原来的职业转而成为民族资本家，他们的经济利益与洋商发生冲突，也会促使他们分道扬镳。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求得最高额的利润，他们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１８７３年他接受李鸿章的札委，担任了轮船招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兴办的目的是想“从外国公司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 《洋务运动》第８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被洋人尽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２０卷。)因此，招商局从成立之日起，就为妄图独占我长江沿海轮运之利的外国轮船公司所妒忌和怨恨。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怡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沆瀣一气压低运价，欲置招商局于死地。面对洋商的挑衅，唐廷枢一方面凭借与商界的关系，在华商中大量筹集资金增加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设法获得官府漕粮优先承运和回空免税、官款接济、扩大经营范围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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