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期发展，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与不计盈亏的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自是一种进步。同时，中国近代企业由于封建势力的介入，使企业所受的外部压力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企业内部由此出现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既联系又矛盾的复杂情况。代表封建主义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这两种不同力量随着企业的发展，它们之间在对待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发展前途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总是封建势力凭借*优势取得领导地位，阻挠和压制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
官督商办，对民族资本发展的阻挠和压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企业内部官权侵占商利，束缚和阻碍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进一步发展；在企业外部，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扼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先从官督商办企业内部来看，首先，官商两种势力，从来就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涉及官商关系的准则，大致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为筹建招商局所作的规定：由官总其大可纲，察其利病”(李鸿章：《全书》译署函稿，卷1，40页。)，“所有盈余，全归商认，与官无涉”(李鸿章：《全书》奏稿，卷20，33页。)。所谓“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含糊笼统，漫无边际，不可能不影响到企业的盈亏。因此，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权”和“商利”之争。上海织布局首先暴露出这种矛盾。官方代表戴恒、垄寿图和商方代表经元善之间，就在企业的经营方针问题上长时间里争持不休。在经元善等人的心目中，织布局应该向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他们主张公开招股，但由此引起了把织布局作为衙门的戴恒和垄寿图的异议(经元善《居易初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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