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71页。)。军事工业的创办和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出现了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其次，航运业构成了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的桥梁，并与流通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航运业在两国都是紧接着军事工业而着手发展的部门。棉纺织业是生产典型的大众消费品的部门，初期，两国在这一部门都遭受了来自外国商品的最严重的威胁。而1890年，日本棉纱开始向中国出口，这一部门也是反映两国工业发展差距的最典型部门。因此，这里就以航运业，棉纺织业为例，来探讨中日两国创办近代企业既相同又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军用工业的发展遇到了缺乏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困难，洋务派从实际活动中感到需要办理军事以外的企业，以支持军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提出“求富”的口号，企望发展有经济效益的生产事业。但是，洋务派要有所作为，必须解决面临的两个难题：一个怎样筹得创办近代企业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另一个是如何罗致懂得洋务的人才。当时清政府通过长期的内战消耗，财政竭蹶，无力为创办新式企业提供财政力量；而在人才方面，地主阶级知识界有如李鸿章所描述的只知空洞学问，对洋务有关事物“漫不经心”，所知非常浅薄(李鸿章《全书》，朋僚函稿，第13卷，第30页。)。显然只有在官场之外另辟蹊径。如果完全由商人来办，那清政府是不会放心的。他们说，企业归商不归官，则“久恐争利滋弊”(李鸿章《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29页。)，“非善为倡导，则不能集事”(《洋务运动》六，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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