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各项报效,累计竞达85万两(见《矿务档》第七册,第4610页。);电报局从1884——1902年先后向清政府报效达107万余两(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占资本总额的64%。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无穷需索,使企业无法积累资金,扩大再主产。
第三,官方权力的扩大与企业的变化。八十年代后,民间资本有了一定积累,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洋务派决定选择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重要时刻,是扶植民族资本呢?还是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官”并没有把握好这次机会,走上扶助民族资本发展的道路。出于阶级本性,洋务派官僚反而变本加利地对官督商办企业加强了“官督”。1883年因中法*形势动荡引起上海金融风潮严重地袭击了所有的近代企业。在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里,官方乘机对商股采取进一步压抑,以争夺企业的经营领导权。在金融风潮中,李鸿章乘机改组招商局,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撤去徐润的职务,调唐廷枢北上,专主开办开平矿务局(《字林泸报》,1885年11月1日。)。表明招商局由托庇于洋务派官僚的买办商人所经营的企业,向官僚直接经营的企业过渡。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出现同样变化,且情况更为严重。经元善等维护商股权益的建议,因不符合北洋集团的意图,被排挤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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