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上海商人叶应忠申请设立广运轮船局，李鸿章批复不准另树一帜”还没有出世就被扼杀掉了。以致从1872年到1903年的三十年间竞没有一家华商轮船公司出现。至于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在中国手工纺织业解体和洋布输入的刺激下，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事实很清楚，只有象日本那样，奖励和支持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纺织工业，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纱洋布的倾销，但在中国尽管棉纺织业利润优厚，商情踊跃，由于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致使1882——1891年十年间除织布局外都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同中国清政府对企业的需索无穷和实行垄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和奖励发展。在后进国家实现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往往起主导作用。这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立过程中，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进行种种扶植，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尤其是1881年前后，日本出售官营工厂引起官方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分离，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种大转变之所以出现一方面因为在官办企业中，多数受益甚少，甚至不断出现亏损，已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因为明治十年后兴起的民权运动的压力，使明治政府察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如果承认近代化的“自下而上”道路，就必须向自由民权运动屈服，这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明治政府所能选择的道路就只有通过出售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一手扶植起听命于政府的大资产阶级，成为政府的统治基础。
1881年4月“农商务省”的成立，标志着殖产兴业政策的转变，从以“内务省”时的官办示范劝导改为将官办企业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日本明治初期所实施的通过官办企业移植近代产业的政策终止了，此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转向了以扶持民间产业资本为主的阶级。这在日本史上称之为“官业处理”，日本对官办工矿企业的处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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