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主张在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隐忍徐图”“以柔制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因而始终没有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来抓,行动上也没有大的举措。如果我们把洋务派的这种外交思想和明治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所作的努力相比较,人们就不难看出,洋务派的外交思想是极为软弱的。
日本在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失之西方,取之东方,一面在从属中不断争取摆脱西方列强的民族压迫,一面又对亚洲近邻国家进行侵略与扩张。而中国的洋务派对于外国侵略者却是一昧妥协退让,避战求和。对于日本也采取“畏敌苟安”、“委曲将就”的“羁糜”政策,这样就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随后侵入朝鲜,1894年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掌握北洋舰队的李鸿章战前不认真筹备战守,却寄希望于“以夷制夷”,静待俄援。战争爆发后,指挥失当,致使装备精良的北洋海军不堪一击;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中国海防尽失,门户洞开,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在甲午侵华战争中养肥了自己,发展成为亚洲唯一挤进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暴发户,而中国却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俎上肉。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大体相似,两国面临的机遇大致相同。日本经过20—30年的努力,不仅摆脱了殖民地的危机,完成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三大任务,而且建立起一个有内阁、有宪法、有国会的近代民族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将近200多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历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而中国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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