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吾悲李鸿章之遇”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从当时国际国内的大气候来看，如前所述，洋务运动时期确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是后进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大好时机。时代呼唤着英雄人物辈出，时势能够造就英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出现了。他们带动了中国近代化起步，很有可能成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都期待着他们。然而洋务派官僚“只布新，而不除旧”，当历史给他们提供机遇的时候，却未能成就“英雄造时势”的伟大事业，把中国的近代化继续推向前进，成为“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李鸿章》，第13页。）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洋务派错失中国近代化机遇的主观原因首先是昧于世界形势，缺乏近代化意识。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向垄断阶段过渡，世界已由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在这样的年代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只有冲出中世纪，走上近代化，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洋务派官僚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却是认识不足的。尽管他们也看到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国要变，但是怎么变？变向何方？他们不清楚。李鸿章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说：“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欲发大难之端，将环刃者不止一自由党矣。”（《李文忠公尺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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