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殊不知“体”与“用”是辩证的统一。当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已经载不了新生产力之“用”时，这个“体”就需破裂，代之以新的“体”，维护和发展新生产力之“用”，社会才能进步。正如《*党宣言》中指出：“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这只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正是由于洋务派拒绝进行*改革，不愿意将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变革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实现主权在民，这就不仅不能完成*近代化的任务，而且累及经济近代化任务。它不可避免地将封建主义的官场恶习、衙门作风带到洋务企业中去，结果使这些企业发生了惊人的贪污、浪费和种种腐败现象，企业频频亏损，难以为继。而且官督商办企业的封建垄断性，官权侵商利，都阻碍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以致30多年的洋务运动，没有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基础。洋务运动的实践表明，*改革和经济改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成功的经济改革，*改革很难进行，反之，*体制不改革，任何枝枝节节的军事、经济改革都不能使中国富强，即使获得的经济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
洋务运动的失败还在于这场运动是由洋务派自上而下发动的“自强新政”。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人民群众对运动的进程和结局没有发生深刻的影响。而且洋务派官僚一向迷信权力，自视甚高，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而又轻视人民群众，不相信民族的创造力量。在他们看来，只要“官力”与“洋力”的结合，就能使国家富强。“言富强者，视以为国家之本计，与百姓无涉”。（《郭嵩焘诗文集》第39页。）因而不察民情，不相信民力，对于民生问题漠然处之，甚至其举措不时露出“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8。）的反民主本质。心中根本没有中国人民和人民的利益，不知人民群众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在人民群众中进行近代化启蒙教育，洋务运动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失去了最强大的推动力，招致了失败的命运。
19世纪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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