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刘坤一认为“新法如改练洋操、添设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变更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注:《刘坤—遗集》第2233页。)属“当务之急”的洋务,他还是积极施行的,他倡导筹办商务局、上海商学会、改储才学堂为江南高等学堂,并将传统的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学堂。
百日维新期间,合作仍然是维新派与洋务派两派关系的主流。新政所涉及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反映的是双方共同的要求。有些改革主张是由维新派代拟、洋务派出面提出,这更是典型的合作。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淡化了民权宣传,不再提设立议院,开制度局变为开懋勤殿,并由洋务派官员李端棻首先提出,双方在具体的新政主张方面已看不出多少区别。有人称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执行的是一条“洋务路线”,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四
百日维新以后党发动政变、西太后再次垂帘听政而告失败。西太后训政后,一面下令废除各项新政措施,一面严厉打击新政人物。维新派自不必说,部分洋务派也被殃及,陈宝箴、张荫桓、文廷式、陈三立、李端棻、江标等人或遭流放,或被斥革。在恐怖高压之下,曾积极参与维新、且又与维新派关系较密切的张之洞等人虽然“不胜骇叹”,但为自保,又极力洗刷自己与维新派的关系。政变后,张之洞立即上书,请重惩维新派,并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交涉,试图引渡逃亡日本的康、梁等人。但就其本意来说,他仍为新政的失败和被废除而惋惜,他的幕僚称他“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即本心之话亦不能说一句。”(注:《戊戌变法》(一)第344页。)陈宝箴被革职后,张之洞表示:“湘省失此福星,鄙人失此德邻,如何如何?以后湖南教案、开埠、铁路之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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