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第122页。）维新派中已有人看到了这一点，老于官场世故的李鸿章等人自然看得更为清晰。早在百日维新前李鸿章就曾对人说：“现在政权在守旧派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做不成什么事功。”（注：《戊戌变法》（四）第238页。）刘坤一在百日维新一开始，“即拟奏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勿涉急遽，旋奉严旨，申饬其泄沓因循，则前折不敢上陈矣。”（注：《刘坤—遗集》第2233页。）李、刘等人不可能有谭嗣同那种舍生取义的精神，相反，当是非与利害发生矛盾时，他们总是把利害放在首位。所以，他们取观望态度，“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注：《戊戌变法》（四）第328页。）置身局外，预留后路。另一位洋务人士张謇也如此，当他看到翁同和被开缺回籍的上谕后，即预感到事情的结局不妙，遂三十六计走为上，在新政正趋高潮时离开北京。（注：张赛《啬翁自订年谱》卷下，光绪24年6月。）
但观望派不是反对派，他们并不反对变法，不是新政的阻挠者。其基本倾向还是与维新派相近的，因而在百日维新中，他们有选择地推行一些新政。李鸿章对诏定国是持欢迎态度，他在给人的信中说：“朝廷有意更新”，（注：《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复钦差出使俄国大臣杨子通》、《复湖南藩台陈伯平》。）“薄海争传新政”。（注：《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复钦差出使俄国大臣杨子通》、《复湖南藩台陈伯平》。）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据典要，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注：《戊戌变法》（一）第463页。）李鸿章虽然有意与维新派保持一段距离，但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在北京“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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