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被一些论者夸大了。例如《时务报》第40册载有梁启超执笔的《知耻会序》，其中指责清廷大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张之洞见后马上致电陈宝箴，称此文“太悖谬，闻者人人警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绝矣”，要求“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少论者以此作为洋务派破坏维新派宣传的一个证据，但在我们看来，这应属出于保护的一种规劝，不宜作诛心之论。因为张之洞同时还对陈宝箴说：“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之要端，不可不极力匡救维持”。（注：《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26。）同样，维新派对三十年洋务的批评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说：“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58页。）
在参与、支持维新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自身也在变化，部分洋务官员逐渐接受维新思想，转变为维新派，如杨锐、刘光第、徐致靖、熊希龄、黄遵宪、樊锥等人。洋务元老人物也有变化。李鸿章感叹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什么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页。）可以感觉到，李鸿章对自己洋务活动的局限性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张之洞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运动的基本纲领，但与甲午前比，“体”的范围日益缩小，“用”的地盘逐渐扩大，“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都纳入了“用”的范畴，且认为西政的重要性起过了西艺的重要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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