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注：《戊戌变法》（二），第438页。）显然，这已不是就练兵而练兵、就理财而理财、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张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综合学习西方。甲午战后洋务派学习西方的主张，除了旧有的练兵制器外，更集中于发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面，他们对官办及官督商办已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由商办，政府应恤商惠工，设立商务局、商会，保护新式工商业。甲午战前，洋务派就已认识到八股试帖、章句小楷“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此时则更是大声疾呼，明确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堂，以使国无弃民，地无废才。对待西方*，洋务派在战后也突破了旧有的认识，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对官制、体例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的国会制度，洋务派也不是全然否定，张之洞认为西方由于有议院，“君与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中国只是暂时无法实行，“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戊戌变法》（三）第224页。）
上述表明，甲午战后，洋务派不是消沉下去，而是更趋活跃，队伍增加；洋务思潮不是走向寂灭，而是更趋高涨，有了新的内容。这一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们的研究者忽视了，或者说有意回避了。为了凸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性质，人们大谈维新思潮，大讲维新派的活动，似乎戊戌仅有维新思潮，变法仅是维新派所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维新派有几人？以维新派主张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又有几家？在甲午战后兴起的改革思潮中，洋务思潮是重要的一个层次，它与维新思潮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戊戌思潮”，二者虽有差异，但因方向趋同，能相互呼应，相互鼓荡，为变法营造了社会氛围。同样，洋务派也是与维新派颇为接近的过渡性集团，因而能与维新派合作，推进变法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新的兴起，洋务派的队伍又有所扩大，何以维新派能颖秀超群，使变法运动成为维新而非洋务的继续？圆满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只能概要指出三点：其一，甲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