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富强为要务的洋务派战后也表现得十分活跃。虽然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海、陆军一败涂地，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因战败主和成为众矢之的，一时不再为清廷所倚重，但整体而言，洋务派并未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依然是影响朝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并积极提出新的洋务建议。《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光绪皇帝发布了两道谕旨，要求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注：《德宗实录》卷366。）于是，洋务大员们纷纷上书言事。五月，新疆巡抚陶模上折奏请培养人才，勉图补救；顺天府尹胡僪芬上疏言变法自强十事；钦差大臣刘坤一上《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两江总督张之洞上折“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提出练兵、筑路、设厂、兴学、举办商政、工政等项措施；八月，陶模又一次上折，陈说时务，主张变法。此后有关变法的条陈和奏折也络绎不绝。

　　不仅老洋务派频繁亮相，新洋务派也在生成，洋务派的队伍在甲午后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战败的刺激，转变了不少人对洋务的认识，由不感兴趣乃至抵拒变为理解、接受、提倡。这一点，唐才常曾有过评说：“自吴中丞狼狈牛庄而后，介胄之夫，稍稍知旧法之不能用，而向之读书谈忠愤、攘臂诟詈、弋乡愿名者，则亦开通其耳目，充浚其知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一洗从前迂骄之气，雍雍彬彬，怀瑾握瑜，庠序之士靡然向风矣。”（注：《唐才常集》第170页。）曾对西学反感、冷淡的李鸿藻、孙家鼐、翁同和等人也不同程度地赞同变法。翻检一下甲午后林林总总的变法奏折，就会看到，不少人在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无所表现，此时却能如李鸿章那样，夸夸其谈，大讲洋务救国了。

　　甲午战后，不但洋务派的队伍有所增加，洋务思潮进一步高涨，洋务思潮的内容也有了新的扩展，出现了由局部学习西方向全面、综合学习西方的趋势，开始由“变事”向“变法”发展，由学习西艺向学习西政发展。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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