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第68页。)对维新运动颇有微词的胡思敬也说,《时务报》“每册数千言,张目大骂,如人人欲意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行销至万七千余册。”(注:《戊戌变法》(一)第373页。)
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湖南诸新政的举办,得到了洋务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陈宝箴主持建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教习,熊希龄为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一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一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照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注:《戊戌变法》(一)第303页。)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与,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这些活动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声势,集中了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参与支持,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除了支持、参与维新派的活动外,洋务派自己也积极进行改革变法的活动,这些活动的“洋务”味道更浓一些,多集中在实业与教育上。如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了北洋西学堂、南洋公学,并经办芦汉铁路;张之洞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兴办储才学堂、铁路学堂,在武汉创办武备、农务、工艺诸学堂等。这些活动虽属“变事”的范围,但与“变法”并不矛盾,因而与维新派的活动连为一体,相互呼应,是维新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洋务派虽支持、参与维新运动,但他们毕竟与维新派不是一个*集团,与维新派有矛盾斗争。二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论学的不同。康有为先后撰《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前者指斥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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