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使人对只变事、不变法的洋务模式产生严重的怀疑，体制变法已是人心所向，维新派紧紧抓住这一点，宣传大变、全变，以变法统率变事，从而先声夺人，执舆论之牛耳。其二，维新派以激进的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使自己区别于洋务派。一般说来，在一场社会变革运动中，激进派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人们也惯于从激进派的主张来概括运动，尽管这些主张在运动实践中没有落实或很少落实。其三，维新派是政坛新秀。新秀比老面孔有吸引力，人们也寄以较多的希望。如此几点，使维新派能迅速凸显于政坛，叱吒风云，将各种改革主张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如果因此而认定仅仅是维新派单枪匹马地变法，则是片面的认识，有悖历史真实。
二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的初步开展阶段。我们先来考察这一阶段洋务派的活动。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维新派康、梁的交往上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筹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分融洽。张之洞虽在孔子改制方面与康意见相左，但对康的才华颇为欣赏。（注：《戊戌变法》（四）第135页。）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后，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词气殷勤。（注：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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