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洋务运动得以兴起的根本条件，在于清廷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洋务派利用时机借法自强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洋务派领教了没有洋枪洋炮的苦头和掌握洋枪洋炮的甜头，并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对外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外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即主张利用“借师助剿”，镇压人民起义的机会开始学习使用和仿制西洋船炮。他们认为，“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於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3〕。他们纷纷建议清廷仿制外国船炮以“自强”， 并开始在地方设局仿制。

　　洋务派的主张和实践适应了晚清统治集团在战败局面下对西方列强还不那么恭顺，颇想御侮自强、复仇雪耻的愿望。慈禧曾多次在接见臣下时表示：不忘此仇，主张将练兵、制械、加强海防、徐图自强作为立国的“一件大事”〔4〕。 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则多次上疏呼吁亟筹自强之策。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他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提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论断。他强调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即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5〕。 奕訢等人的建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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