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些资本家既经营工商业，又不断投资兼并土地，雇工自营或招佃收租，成为新兴地主。不过，同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相适应，当时日本资产阶级尚处于阶级形成的初期阶段，还没有成长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因此，尽管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同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幕藩体制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日本资产阶级却无力承担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于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便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空缺。武士原本是封建制度的阶级支柱，但是由于幕藩体制的衰败、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武士等级的急剧分化，使一部分下级武士向资产阶级转化，并同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结成联盟，发动了倒幕维新运动(参阅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第634——638、646——648页。)。
中国社会情况有所不同。洋务运动前夕，中国处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封建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而封建剥削制度却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尚未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中国社会中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却迫使“不想灭亡”的中国把“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中国还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来肩负这个任务，于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便不自觉地进来填缺补空，反串一出他们所不懂得的不熟悉的戏剧。洋务派包括王公贵族、地方督抚、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其中决定洋务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则是那些满汉军政要员，如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满汉军政要员，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是在阶级立场和*观点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某种优越性，主张借用“西法”，谋求清朝封建统治的“自强”、“自立”。
是否“武装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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