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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能相提并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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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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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们所以抱着“圣之时”的自信力举办洋务，绝非有意削弱乃至推翻爱新觉罗氏王朝，而恰恰是为了振兴大清王朝。求得清朝封建统治的“自强”“自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骎骎内向”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大清王朝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厝火积薪，可危实甚，“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阙，不思振作。他们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8页。)。在他们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他们举办洋务，既立意“振起”大清“国势”，又企望依赖清朝皇权。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奉行“政令统于一尊”的信条。他们虽然掌握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但是每当遇到大事却从来不敢“独断专行”，必先奏陈请旨，秉承上命而行。作为清朝皇权代表的慈禧太后，以最高决策者身分，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一面有选择地支持洋务派举办的某些新政，以期求得大清王朝的“中兴”；一面假手顽固派裁抑洋务派，藉以防止“内轻外重”，加强中央集权。由于“人君”“以守法为心传”，“人臣”“以守法取容悦”，朝野上下，“以守法为兢兢”(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43页。)，因而使以军事和经济为轴心的洋务新政，或“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洋务运动》（一），第26页。)。有鉴于此，个别深受西方影响、“洞悉洋务”的军政要员，就渐渐地萌生了以*改革带动军事和经济改革的念头，李鸿章认识到中国要“治”就须“变法”，而“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李鸿章：《复出使日本国大臣黎莼斋》，《李文忠公尺牍》，第7册。)。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而其“体”则是“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等等。他批评洋务新政“遗其体而求其用”(《郑观应集》，上册，第234页。)，怎么能使清朝以贫交富、转弱为强呢！江苏布政使邓华熙亦抱有相似看法。然而，这类思想既未形成激流，又仅限于议论，因而绝无可能触动清朝君主专制制度。
是否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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