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是否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选集》，第2卷，第865页。)，也是革命和改革概念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由于各自的主角及其在政权中的地位不同，所以对旧政权的经济基础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列宁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掌握明治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顺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利用国家的强力，改造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经济基础，温室般地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它们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亚洲落后，欧洲先进，主张摒弃亚洲的陈旧制度，效法欧洲的新兴制度，变革封建所有制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封建生产方式，促进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洋务运动有所不同。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的满汉军政要员均为清朝政权及其封建经济基础的捍卫者，他们从中国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归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论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他们把中国封建的“文物制度”视为“郅治保邦”之本，而把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看作“末”。他们采用西学，举办洋务，主要是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仅排除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革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容，而且“师彼所长”仅仅属于治标性质，目的还恰恰在于固本。他们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采用西学，举办洋务，固然给西学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和用武之地，但是由于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只想借用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因而就绝不可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

　　明治政府为了实现“脱亚入欧”的目标，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然而，洋务运动却既没有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明确目标，又没有制定一套完整的统一的政策以推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而只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从事于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建设和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建设。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这种差异，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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