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能相提并论 |
 |
时间：2007-3-9 17:47:15 来源：不详
|
|
|
重威胁时，他们便挺身而出，殚思竭虑，或支持慈禧发动祺祥政变，或编练湘淮军“剿内匪”、“御外侮”，或充当慈禧操纵不同*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码，或折冲樽俎于外交领域。清朝皇权也需要依靠他们“安内攘外”，维护大清王朝的稳定，因而频频给予他们“异数殊恩”。如奕䜣，诏授议政王称号，主持中枢，管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位尊势极”，曾一度成为与慈禧联合专政的最高统治者。如李鸿章，1870年命为内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75年诏授相当于首席阁揆向为满人专利品的文华殿大学士；1894年赏戴前此汉臣从未获得过的三眼花翎，可谓在仕途上一路扶遥。正如时人所说的，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钜”(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24页。)。李鸿章凭藉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李鸿章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翁文恭公日记》，卷33，第58页。)。其他如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也无不身受“异数殊思”，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因此，可以说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的满汉军政要员与清廷是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他们是大清王朝的忠臣，从无叛逆思想和行动。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例。1864年在湘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前后，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的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33，第34页。)，同清廷矛盾骤然激化，从而在*上面临着重要抉择：裁兵自敛或起兵造反。他毅然采取了“远权避谤”的策略，裁兵自敛藉以消除清廷疑忌，“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而没有萌动举兵称帝之念。李鸿章也象乃师一样，他虽然“在汉臣中权势为最钜”，并且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犹如“蔽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李鸿章，《致何子永中翰》，《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2页。)，但是对清廷却至死忠贞不二。1876年8月《字林西报》载文说：李鸿章在“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图”(《字林西报》，1876年8月19日。)。1882年夏正当中俄关系因伊犁交涉而骤然紧张之际，前常胜军统领戈登来华，曾劝李鸿章以武力夺取政权，李鸿章断然拒绝(雷禄庆：《李鸿章年谱》，第280页。)。戈登在日记中写道：“彼愿牺牲其性命为鸿章服务，然为鸿章占北京，使鸿章为皇帝，则鸿章绝无此心，彼亦不愿陷鸿章于不可能之地位”(转引自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129页。)。曾国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