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投资于官商企业的那一部分私人资本是否已转化为民族资本，与此相应的是那些投资者是否转变为民族资本家？对此本人尚有疑义。所谓民族资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一种独特的资本形态，相对独立性是它的最基本特征，即相对独立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官僚势力之外的一种私人资本。而在洋务运动时期，对在官商体制中投资的私人资本来说，它们依附于官僚的*庇护，受官商操纵，所缺乏的也正是这种资本相对独立性。因此将它们称作官商体制中的“私人资本”更确切些。当然，这部分私人资本和投资者也是不断变化的，到80至90年代，有的人不堪忍受官方的控制而毅然摆脱对官的依附，投资创办私人企业，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转化为相对独立的民族资本及民族资本家。说其“相对独立性”，是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本家与封建势力之间有着某种割不断的依附关系。但两种“依附”的性质不同。在洋务官商体制中，私人资本对官的依附是通过一种制度实现的，而民族资本对封建势力的依附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天然的联系；前者依附关系的建立是在主动的状态下完成的，投资者往往兼有*与经济双重动机，后者则完全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做的，其动机主要是经济的。

　　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各种社会力量也随之出现并消长变化，有的成为一种相延续的群体，有的则成为社会变动之中的匆匆过客，这种状况很难用具有典型特征的“资产阶级”去加以涵盖。如果在历史分析时，能用新的视角，将流动变迁时期所产生的各种人群按职业、地位、经济联系等不同角度加以区分，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也许会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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