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联系主要表现在：官的倡导和保护，吸引了一部分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这在清末国家财力困窘的情况下，有助于一些大型民用企业的建立，然而作用仅此而已。从另一个角度看，官与商又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它们一个代表封建*势力，一个代表新经济关系，本来难以相容，但客观经济结构的变动又迫使“官”干预经济。“官”对经济的作用，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宏观调控，一是直接操纵利用；一是扶植发展，一是限制利用。“官”对经济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国家*和经济管理体制随着经济变动而转换的方式与性质。清政府直到1895年甲午战后才放松对民间设厂的控制，1905年商部成立后才真正产生了商业立法，所以在19世纪后半期，基本是由一批洋务官僚代行了一部分国家职能。但洋务官僚多是地方实力派，他们并不是通过经济调控手段，而是通过*权势和行政手段操纵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官僚利益取代了全局的国家利益，官商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洋务官僚个人实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行政权力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洋务官商体制内“官”与“商”对立冲突的根源。

　　事实正是这样。在官商体制内部，“官夺民利”是一种基本趋势。官强调集中，强调权力，因而必然形成对商股的压制，“削股东之权，寒股东之心”，最后终使“天下之有余财者相率以公司为畏途”(薛福成：《论公司不兴之病》，《洋务运动》（一），第393页。)。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一方面，是存在着与官僚权力相结合的制度化的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则是缺少立法等制度保障的私人资本企业。前者势力雄厚，后者根浅株弱，官商企业凭借它所享有的免税、专利等特权，一开始就与私人资本企业形成一种不平等竞争。官商企业必然对私人资本企业发展起阻碍和压抑作用。通过这种体制，官僚特权介入经济运行轨道，其结果，必然影响市场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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