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随着洋务官商体制的产生，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批新的官商。他们尽管来源不一，但在人格上都是双重的：作为经营者和投资者，他们以获“利”为最大目的；作为官方代理人和官僚，他们屈从或依附洋务官僚势力，缺乏自主性。造成这种双重人格的根源，在于利益导向不一。在买办出身和官僚出身的官商身上，表现为商人利益和官僚利益的冲突，在亦官亦商的官商身上，是官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在前者，往往是牺牲商人利益以保证官僚利益；在后者，往往是首先确保私人利益。他们的利益倾向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80年代后，随着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由官僚直接演变而来的亦官亦商人物的兴起，一部分官商企业的私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70至80年代，随着洋务官商企业的创办，一批新的官商应运而生。他们在企业有着相似的官商身份，继而产生相似的人格特点，他们应是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动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与新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他们不同于古代官商的根本之处。在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运动中，他们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人格的双重性，使他们无法最终摆脱官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羁绊，除个别人物外，官商始终难以成为推动变革的新兴社会力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后来脱离官商队伍，有的人失去了官僚的庇护，但在中国“官本位”的*和思想体制下，官商这一群体一直相延不绝。

　　这里附带说明的是，“官商”与“官僚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史学界通用的“官僚资产阶级”，指社会中一个有着特定*、经济地位的社会集团。他们与国家政权结合，与外国资本主义及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垄断性、买办性是他们的基本特性。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只有到20世纪3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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