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70年代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已是传统经济结构松动，近代经济因素产生的起始。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传统*体制却难以适应，原因就在：中国传统*体制是建立在地主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经济基础的单一造成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单一。长期以来，封建国家基本只是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和官营制度控制经济。这种简单的经济管理手段势必带来一系列后果：国家经济长期以来只在旧有轨道上滑行，国家经济管理功能萎缩，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只成为对内实行阶级统治与维持社会安定的工具。到晚清，这种传统*体制功能单一的弊端已充分暴露，防御力量的不足，使它在对外战争中连连败北，而面对经济变动，腐朽的清政府除了对民间工商业进行控制和约束外，已拿不出任何新的对策了。
洋务派的兴起和清中央集权的削弱是官商体制出现的契机。这是因为：第一，洋务派之不同于封建顽固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变局”，主张通过引进机器技术以实现“自强求富”的目的。第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汉族地主官僚力量崛起，他们掌握地方*、军事、财政大权，对清政府的政策拥有了极大的发言权，因而有可能倡导并建立了一批官营近代军工企业，从而使传统*体制在适应近代经济变迁要求方面跨进了一步。
事实上，洋务派民用企业官商体制的确立，是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和酝酿过程的。他们说：“夫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中国官与商分，商之势单，故日趋贫弱。外国以商养兵，取资于邻国，故其力厚；中国以农养兵，取资于本国，故其力薄。”(《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67页。)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洋务派已认识到西方的富强，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故而得出“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办”的结论。第二，他们看到西方国家组织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但由于对西方知识的匮乏，因而只能从中国传统官商关系的角度将二者关系解释为“官与商合”。
“官与商合”，实质为一种官商结合的经济体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清代制瓷业就有“官搭民烧”制度，冶矿业也有招商承办、官为监督的情况。就是历代由官府一手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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