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官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化的近代工业发展道路。

　　根据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在一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府对现代化启动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在现代化的初期，为企业提供经费和保护，或者由政府直接办一批国营工厂，促使近代工业的产生。当现代化启动起来以后，政府则主要进行宏观调控，即通过财政、银行、立法等制度手段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后发近代化国家。当中国近代化启动之时，中央政府统治力量已大大削弱，但依靠一批地方督抚大员，建立近代军事、民用企业，带来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然而，当中国工业化启动起来之后，清中央政府仍然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政策措施，更不用说利用财政、立法等制度手段了。然而事实上，工业企业的建立，经济的发展都不会是完全盲目的，它既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配，又会在彼此之间产生一定的需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洋务官商体制成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化方式。在这个体制内，经办官僚通过其控制方式使自己的意志成为企业发展的规范，官僚给予企业的种种优惠和保护手段实际成为企业发展的制度保证……正是在中国“官本位”的*体制中，官僚的个人决定、个人意志才能转化成一种制度规范。当然，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中，这种特点也并非绝对的坏事，它至少给一些企业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在日本早期工业化启动时，也出现过一批官营和半官半商的企业，也许可以这样说：官商体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曾经出现的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现象。但是，在工业化启动之后，中日政府采取的制度手段不同，因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在日本，明治政府采用廉价出卖给私人的方式，建立起保护私人资本的经济立法和银行制度，走上促进私人资本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而在晚清，由于中央政权的软弱，由于地方实权官僚的保护和提倡，竟使官商体制成为国内经济结构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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