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1页。)，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应付“变局”、抵御“强敌”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搞资本主义近代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55页。)。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呼唤。
总理衙门一成立，奕䜣等人就上奏正式提出了“自强”的口号。他们明确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在中外关系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国自强了，中外就可以彼此相安，并能够“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反之，我国一无所恃，各国侵略者就“难保无轻我之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卷15。)。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中国因兵备不足，只得偿付巨款使其退兵。日本的崛起和威胁，促使朝内外更多的官员加深对自强的认识，奕䜣等痛切检讨原因，并恳切地呼吁举国上下发奋图强。他们说，《北京条约》签订后，是中国力图振作的时机，当时“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自强之实，过去的创痛和耻辱，也几乎日久相忘。“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才能实现自强，消弭外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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