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希望认真讲求驾驶轮船的方法。1866年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设立船厂，总署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称赞他“砥柱中流，留心时事”，表示造船事业“无论若何为难总期志在必行，行则必成”，展望“将来举办成功，实足以震慑中外”，并互勉“不致因外国稍有阻挠，致形松懈”(《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5—16页。)。还对一些具体事宜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在预筹中英修约时（1868年），关于机器开矿一条，多数疆吏表示反对，仅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主张官办煤矿，采用西法进行开采。总署在最后确定与英使谈判方案时，采纳了曾、李、沈的意见，由此奠定了清政府矿业政策的基础。其后在基隆、开平煤矿的创办过程中，以及国产煤炭减税问题上，总署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请选派学童赴美留学，总署在奉旨复议时，对此表示完全的赞同。总署指出，西人长技在制器，从耕织器具到*舟车，无不极尽巧妙，而根本则在于自然科学的发达。近年来中国虽然设立了一些工厂制造船炮，并设置了天文算学馆培养学生，但这些“仅得偏端，未窥全体”，“现欲取彼所长，以补我之所短，自非选材前往，未易得其要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卷10、卷21。)。此事由于总署的有力支持，很快获得清廷批准，顺利施行。后来沈葆桢请派福州船厂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驶、李鸿章挑选兵弁赴欧洲学习军事，也都由总署议准举办。
洋务运动兴起后，奕䜣等人极力把它引向深入和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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