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耗费资财而加以责难。在这一问题上，总署总是尽心竭力，大力支持，屡屡上奏请拨洋务经费。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企业的创办续办经费、光绪年间的海防经费等，都是总署会同户部指拨，其中自以总署的意见为重。同治后期，福州船厂因经费紧张，曾一度有难以为继之叹。为减轻船厂养船费用，并加强沿海各省防务，总署分别函咨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各省疆吏，请他们调拨购用福州船厂所造兵船。这种方法实行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船厂的困难。
总理衙门对于洋务运动的主持作用，还在于当洋务事业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攻击时，它以处于中央政府的*地位予以有力的抵制，从而保护洋务运动的开展。特别是恭亲王奕䜣，初以议政王的崇高地位，掌军机处和总署两机构，内政外交，一身任之，对洋务运动的倡导和推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天文算学馆是总署顶着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而创办的，造船、开矿、铁路也无不是在批驳了顽固派的訾议之后，才发展起来。1867年，继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吴棠对福州船政局横加掣肘，使船政大臣沈葆桢难以工作，沈、左先后向总署陈述原委，请予支持。不久，总署在一天之内致函沈葆桢、左宗棠和福州将军英桂，对沈葆桢和船政局表示安慰和支持。总署在致沈葆桢的信中说：朝廷不惜重资，设厂造船力求转弱为强，志在必成，“断不因偶有阻挠，致垂成之功败于中止。阁下膺兹重寄，总以不负委任为第一要义，断不可因臣下偶尔芥蒂，隳国家殷殷嘱咐之意”。劝勉他“纵旁观浮议横生，诸多牵制，阁下总以大局为重，勿存疑虑之见，勿生退阻之心”(《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03—104、101、102—103页。)。致左宗棠的信函则重申，船政之事，“断不因一二浮言，致生摇惑”，请他密劝沈葆桢“务以委寄为重”(《海防档》福州船厂（一），第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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