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没有发达的全国工业体系，也不可能有先进的军事工业。他们一方面对造炮制船采取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对开矿山、设电线、筑铁路不热心，消极观望。终清之世，中国的重工业十分薄弱，在这样的基础上，怎么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工业呢？
其三，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不敢发端，怕触动旧制，对地方洋务派的某些大胆提议不敢支持，甚至在顽固势力的压力下退步。
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一事，同治初年总署就认识到很有必要，并曾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当时的困难是择人不易，但如果积极创造条件，也并非不能办到。然而此事却一拖十年，总署始终不敢发其端，要等曾国藩、李鸿章奏请举办，总署再出面支持。1881年，由于封建顽固派对留美学生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十分不满，大肆攻击留学事务，总署迫于压力竟奏请中途撤回全部留美学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行为。同光两朝，有识之士对陈腐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指摘无遗。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人先后提出改良意见，建议增设新科、特科，考选有用人才，而总署对此则不置一词。这样一个近代化的重要问题，直到戊戌变法时才提出解决。修筑铁路关乎国计民生，又利于行军转运，是推动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关键项目，自60年代初有外人提议此事起，总署一直坚辞固拒。1880年刘铭传、李鸿章奏请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封建顽固派群起反对，而总署诸臣，包括奕䜣在内，都缄口不言，既不敢表示支持，更不敢出面主持，此事便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一是自身思想认识的落后，二是对封建顽固势力的畏惧。特别是奕䜣，在屡受慈禧斥责之后，锐气渐消，任事不能如初。其余总署大臣在舆论的攻劾之下，更是小心翼翼，唯恐动辄得咎。这就使得总署在许多洋务问题上，讨论多而实施少，弥缝补苴多而锐意改革少，甚至是进两步退一步，就地徘徊。
其四，是未能彻底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
最为突出的是在海关税务司的人员配置上，正是由于总署的支持，才使李泰国、赫德等人长期把持中国总税务司的大权，各口海关税务司之职也全由外国人担任。总署惑于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洋税逐年增加，对其倍加信任，对外人担任税务司的危害缺乏足够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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