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对全国的洋务事业没有全面统一的规划。

　　洋务运动的展开，虽然含有洋务派某种程度的自觉性，但总的看，却一直没有消除被迫的心态，也一直没有改变被动的局面。因此，洋务运动始终是穷于应付，急则治标，没有对各项事业进行认真周密的考虑和统一的全盘规划。练兵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各地洋务派议论纷纭，其中也有一些好的建议。而负责主持练兵的总署则仅限于一般的提倡，既没有制订象样的方案，也没有汇集各种意见统筹规划，听任各地自行其事。19世纪中叶，作为清政府国家经制兵的八旗、绿营都已衰败不堪，完全丧失了保卫国家疆土的能力。每遇战事，清廷便命令各省临时募集勇营，仓促上阵应敌。对于整个清朝军队，只有加以彻底的改造，才能担负起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这包括：改革兵役制、实行军警分途、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改革训练方式和军饷制度、更新武器装备、改善通信联络和供给系统、划分军事区域等等。而实际上，洋务运动中的“练军”对上述诸端都没有多大变化，却是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其结果，只是加强了地方督抚们的实力，为近代军阀的产生种下了祸根，整个清军的战斗力则提高不大，甲午战争中，清军海陆俱败，就是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练兵“成果”的最好验证。洋务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购造各种武器船炮，也是由各省督抚自行办理。购买的枪炮，型制不同，口径各异，制造的武器也是种类繁杂、规格混乱，没有实行近代工业不可缺少的标准化。大的军工企业又大都设在通商口岸和省城，布局不合理。其结果，致使清军装备成为各种中西武器的大杂烩，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同时也给以后军工企业的发展、改造留下很大困难。军工企业的不合理布局，一方面使其经济效益低下，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主要军事工业基地始终处于外国侵略者的炮口之下。

　　其二，是过于注重军事而忽略经济，注重军事工业而忽略民用工业。

　　总署大臣都缺乏近代的经济理论素养，他们不了解军事工业只是整个工业体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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