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纶和无锡的薛福成被称为“曾门四子”。他们不仅帮助曾国藩掌管钱粮刑名，举办洋务事宜，而且还和曾国藩一起讨论群籍，提出应将《庄子》、《楚辞》、《文选》、《史记》、《汉书》、《通鉴》、《通典》、《文献通考》、《说文》、杜诗、韩文十一种书列为“亚经”，和十三经一道作为国学的基本读物。这虽然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科举制度“发题考试，先四书而后五经，废注疏而遵朱说”，把传统学问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恶劣风气，但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每开展一项新的洋务工作，都设置一种非法定的“局”来负责。如管理*工厂、民用工厂和电报企业的许多新机构都称为“局”。对于这种局，他们委派幕府中的幕僚或其他公认的专家为委员来负责主持。如唐廷枢和容闳都曾担任过这种职务。很明显，局和委员体制与幕府和幕僚体制并不是天各一方，没有内在联系的，实质上，局是幕府在外围的衙门化，委员是幕僚在地方的官僚化。这样，幕僚和委员群的出现，就使旧的用官制度出现了断裂，使旧的官僚队伍出现了异化因子。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幕僚和委员的自身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既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对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传统文化接触不多，对西方文化较有造诣。可见，在文化观念上，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两栖者。但在西方文化日益涌入，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文化背景下，这种两栖者是难以长久不变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趋势又必然会舍弃中国传统文化，追随西方近代文化。事实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冲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拳拳膺服者。关于这一点，薛福成的思想变化轨迹就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薛福成1838年出生于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入塾读书，21岁考上秀才；此后又屡次登场，不过累试不第；30岁时考上了“副贡”。可见，早年的薛福成也和一般士子一样在科举的道路上爬行匍匐，并没有什么独特不群的地方。1865年，薛福成利用父亲薛湘与曾国藩的旧故关系，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1872年曾国藩死后，他去苏州书局任事。1875年薛福成又被李鸿章收入幕府，一直工作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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