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4年。在这两番共16年的幕府生活中，薛福成不仅学会了传统的兵事、饷事和吏事，而且还熟悉了近代的世事、洋务和西学。最后他把自己对近代世事、洋务和西学的观察、思索和评判，行以为文，写成《筹洋刍议》一书。《筹洋刍议》是幕府生活给薛福成的报答，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部书中，他揭露了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国获利，各国均沾；洋人居住中国，不受中国官吏管治等。为了使中华民族摆脱不利处境，他要求改变现存的官吏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加强国防，警惕日俄的军事侵略。他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现在时代变了，中国治理国家的办法也应改变，从而提出了变法的要求。他关心商民利益，主张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夺外利以润吾民”。他提出了“人人欲济其私”的观点，这是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这本书的思想，新颖大胆，震聋发聩。从而薛福成成了洋务派的一颗新星，李鸿章甚至把他称为“不可多得之才”。
其次，从幕僚和委员的地位看，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官吏都是整个官僚网络上的一个网结，而各个网结丝丝入扣，构成封闭的官僚体系。但洋务派大员的幕僚和委员们，却不是封建官僚网络上的实际网结，而只是某个实际网结的依附品。因而，他们既不在封建官僚网络之外，也不在封建官僚网络之中，而是生活和活动于封建官僚网络的缝隙里。但在当时封建官僚体系日趋坍塌的形势下，他们很难向后转，去获得实际网结的地位，而是很容易向前进，成为封建官僚体系的异己力量。在这方面，薛福志、马建忠、朱其昂、杨宗濂和徐润都是典型的例证，只不过他们前进变化的路线有所不同，薛福成和马建忠转变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朱其昂、杨宗濂和徐润转变成了民族资本家，但他们对封建官僚体系及封建*的冲击和瓦解作用，却是殊途同归的。这里仅以徐润为例，作以说明。徐润早年是上海宝顺洋行买办。1873年李鸿章派他会办轮船招商局，从此他成了李鸿章的洋务委员。徐润经过轮船招商局的10年洋务活动，逐渐产生了举办民族工商业的思想。后来他毅然离开轮船招商局，开始从事民族工商业活动。他于1882年建立同文书局，1885年创办广百宋斋书局，1889年与唐廷枢合办广东青山天华银矿，兹后又创办热河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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