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度代理天津道后两年，1887年正式任山东登莱青道，1892年调任天津道直至1896年。此后即到清朝廷中任职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商约副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进入内阁当上了邮传部尚书。不经科举正途而做到这样的高官，在清王朝中是仅见的。这是什么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盛宣怀在洋务企业经营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实力，为清王朝提供了财源；他与洋人打交道，特别是1900年“东南互保”的活动，造成了使清王朝“转危为安”的印象。这使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成为“不可少之人”，扶摇直上是必然的了。
盛宣怀是善于抓紧时机和要害的。1870年入李鸿章幕后，正遇上全国人民起义被镇压，外国资本主义加强军事、经济侵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洋务运动由以办军用工业为主转变为办民用工业为主，也即所谓以富求强“强与富相因”。盛宣怀选定了创办和经营近代工业企业以为晋身之阶。李鸿章曾说盛宣怀的野心是“办大事”、“作高官”。(李鸿章：《致潘鼎新函》，光绪三年五月十九日，《李鸿章致潘鼎新手札》第一○三页。)这是一针见血之论。盛宣怀知道，欲“作高官”，象他那样非正途出身的人，必须“办大事”作为奠基石。这个“大事”，在当时莫过于办近代工商业这个被视为“富强之基”的事业了。因为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自强运动，而自强的基点又是放在作为“致富”的近代工商业上。这个被清政府看作关系拯救统治的事还不是头等大事吗？盛宣怀适逢其会，他虽未参与洋务运动第一阶段的近代军事工业的活动，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近代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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