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办近代工商业以“致富”与“抵制洋商”的总目的虽同，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却不尽相同。其间官本官办还是商本商办，就有不同意见，而这是关系到企业成败和能否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问题。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在市场上胜过洋人；要胜过洋人，必须价廉物美；要做到价廉物美，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企业，而这，只有商本商办才有可能，官本官办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封建统治下的官办必然要按官的意志办企业。盛宣怀从“办大事”出发，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正确一边，坚持商本商办的。

        轮船航运开始议建，盛宣怀即提出招集商股和“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的纲领性意见。他说：“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在官这一方面，应该是“筹国计必先顾商情”。“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扶持他们使“不致弛废半途”。因为“倘商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对国家是很不利的。只有商有利了，也才对官有利，官商两利，就能做到“利不外散，兵可自强”。(盛档：盛宣怀拟《上李鸿章轮船章程》底稿，同治十一年夏。)但这个意见遇到了阻力，不少人主张官本官办，例如创办主要成员朱其昂就是领官款办轮船航运的主张者。盛宣怀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他报告李鸿章说：朱其昂对于办轮船航运虽有不少是“切而不浮，轻而易举”的好见解，“惟朱守意在领官项，而职道意在集商本，其稍有异同之处”。(盛档：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同治十一年夏。)并附呈“清折”表达了“集商本”以商办的见解。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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