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曾国藩得出的不同观点。（注：本文引用这些观点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说明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并不是本文作者据这些观点为己有，因此一律不注明这些观点的出处。）

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这是从曾国藩效忠清王朝建立军队的角度进行评论的。

又有人评论曾国藩说：“国藩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於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我国近代史之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即既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又接受西洋文化的角度，亦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衡量曾国藩，并从“救国救民”的角度肯定曾国藩是与孙中山一样的“民族主义”者。

还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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