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以学术为例。曾国藩是当时的一位理学大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曾国藩有下列一段评论：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抵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点一变。”[3](P.120)

此段文字是指曾国藩重视宋学研究。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论及曾国藩时有下列文字：

“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

“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4](P.576-577)

以上两段叙述曾国藩为学重视实践即“转移风俗，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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