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七月刻《资政新篇》一本，贼族洪仁玕所作以上洪逆者，文理较明白，其中所言，颇有见识。一曰风风类。……二曰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诚悦服，而于夷情最谙练，所有在沪两国教士，皆列名在上，此皆两粤人习染年深，视外邦如神明，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煞。三曰刑刑类，……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2](P.168)

过了五个月，赵烈文又上书曾国藩说：

“历世以来，轻信妄言以启边衅多矣。始则视之为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倏战倏和，一彼一此，覆辙之败，千古共蹈。……夫夷人非异人也，术非异术也，反其所为而用之，其效必可也。……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其事亦易，非甚难为也。”[2](P.191-192)

9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开始“洋务运动”的第一步，不能不说与赵烈文的建议有关，亦即不能不说与洪仁玕《资政新篇》的思想影响有关。

曾国藩与李鸿章奏准清廷派遣出洋留学生。这一举动的思想来源则是容闳的建议，推动这一工作的人物也是容闳。

可见，最初提出现代化思想并提出具体规划的人并不是曾国藩。曾国藩的作用在于将这种先进思想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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