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西洋长技到师日本法西洋的经验

“师夷长技”的设想，必然引伸到与西洋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追求。这就是魏源所说的在“师夷长技”中，将见“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卷二）的憧憬。这里所讲的“东海”，主要当然是指中国，但并不限于中国，至少日本等国也在此范围之内。日本在中国“师夷长技”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也掀起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潮，1868年明治维新是其标志。实践表明，向西方学习，日本比中国成效显著，尤其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初叶更为明显。于是中国一些进步而敏锐的思想家、*家，提出向日本学习的主张。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为什么有成效，除在*上设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相似的公议堂以讨论政事这一因素外，那就是由于经济制度和学习科学技术的方针较为合理。当时关心国事的人，除象主持上海中西书院和《万国公报》的沈毓桂，注意到日本设公议堂“商议要务”的效果，并作了“诸事蒸蒸日上，国家渐渐维新”的赞誉外；其他思想家和洋务企业家，大多从经济上找原因。其中有比较系统和精辟的论述者，当推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企业经营家郑观应。郑氏根据自己多年办洋务企业的经验，认为日本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其一是官商关系。他说：“考日本……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俱举”。这就是集商股商办，官为保护，以达到有效地“效法泰西”的目的。其二是学西法的方针。郑观应对此综合概括地说：“夫日本商务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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