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而上之”有两个含义，一是郑观应、孙中山所说的学日本并“突驾日本”；二是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的日本虽比中国先进，却远落后于欧美。“突驾日本”只是第一步，目标还是要对西方“驾而上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志于富强事业的思想家*家们，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魏源的“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憧憬，是“赶上”的典型的说明。“驾而上之”的明确提出，则始于冯桂芬。他说：对于西洋的长技，“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其所以能“驾而上之”，是由于中国多才智之士，通过学习实践，“必有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至于“师夷长技”并“驾而上之”的目的。冯氏是明确的，即“用之乃所以攘之也”。这与魏源的“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的观点是一致的。

        洋务派也有同样的见解。其中为学术界公认为虽有镇压人民的一面、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左宗棠，在创办福建船政局之初，即设想出一套“师夷长技”并“突过西人”的实践方案。第一步是仿造以尽得其技。他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因为雇买仅“聊济目前之需”，自造才是永久之计。左宗棠洞察到洋人常常“以彼之长傲我之短，以彼之有傲我之无”的情况，认为只有能自造才能改变这种状态。第二步是创造以“突过西人”。左宗棠认识到，仿造不过如同“执柯伐柯”一样，所得不过彼柯长短之则，至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非学其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不可（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第63页）：只有精通其科技知识，并加以实践，才能有所创造，有创造才能“驾而上之”。于是在办船政局之初，即创办船政学堂，并派员到外国学习。他高兴地说，这样下去，不仅“西人所能者我悉能之”，而且“既得熟及巧生，安知不突过西人那！”左宗棠在“师夷长技”上确有超常的战略眼光与头脑，“驾而上之”，如果说冯桂芬是最早倡议者，左宗棠则是第一个试图实践者，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驾而上之”成了先进人士的普遍愿望，而以孙中山最为突出。他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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