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布通之战后，清军统帅福全为了阻止噶尔丹撤走，便于剿灭，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在谈判中，吴、色二人又一次许诺将土、哲二人及喀尔喀部众交给噶尔丹。这是纯属为麻痹噶尔丹而采取的策略。噶尔丹为了阻止清军追击，以便赢得足够的撤退时间，立即作出回应，“跪于威灵佛前”，设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96]。《方略》、《实录》等清代官方史书把噶尔丹誓文均改写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使有关史料大为矛盾甚至混乱，给研究带来了麻烦。噶尔丹在根据吴丹、色尔济许诺，正准备索要喀尔喀的时候，怎么可能说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之语呢。我们不能把后来噶尔丹屡索喀尔喀，视为背叛誓言的行为。相反，他是根据清朝方面的允诺而作出的举措。尽管清朝出于某种动机和策略，但毕竟是给对方以口实。 

五、旷日持久的争论与喀尔喀问题的解决 

噶尔丹对清使的许诺紧追不放，极为认真，每次致信康熙时都要提到此事。噶尔丹在科布多的处境有所好转后，1693年初致信康熙，说“昔当济隆呼图克图、内大臣吴丹、色尔济之前跪告曰，请将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于所奏三言中以一言为定，逐出七旗归于故土，则皇帝覆育之蒙古再不为非矣。今亦不敢异于从前有所诳奏”，为遣返喀尔喀一事，提出交涉。康熙在复函中说：“尔誓书印文犹在，并无此等语。尔奏此言，与誓书原辞自相悖谬，且朕安集喀尔喀之事，已檄知达赖喇嘛并敕谕尔矣”，[97]否认噶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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